陳大華(1943.1━2020.1.21)， 浙江寧波
,教授(博導)。
1965年2月畢業(yè)于復旦大學物理系,隨后留校電光源研究所。
1982―1984公派赴德國基爾(Kiel)大學實驗物理研究所學習;
1989―1990公派赴美國國家科技和標準研究院(NIST)工作。
陳大華教授曾任光源與照明工程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電光源研究所副所長和所長。曾兼職中國照明學會副秘書長,上海照明學會副理事長和上海照明電器協會技術顧問，以及擔任國內外近10家光源和照明學術雜志的編委和編委主任，還是國際學術機構歐洲建筑節(jié)能照明委員會和國際照明學會視覺委員會的委員。
主要研究領域:電光源的研制和開發(fā)，低溫等離子體物理及其應用，以及照明和視覺科學，曾多次獲學校和國家的獎勵。先后主編和譯著如“光源和照明”，“現代光源基礎”，“光源電器原理及其應用”和“光源和照明英漢詞典”等專業(yè)科技著作20本，總共約800萬字。在國內外學術雜志上和國內外學術會議發(fā)表科技論文約200余篇。
古老的復旦大學，桃李滿天下
周谷城、陳望道、顏福慶、蘇步青、譚其驤、周予同、陳建功、朱東潤、胡曲園、嚴北溟、張世祿、伍蠡甫、盧鶴紱、謝希德等著名大師與學者奠定了復旦雄厚的學術傳統(tǒng)和基礎。
談家楨、吳浩青、谷超豪、胡和生、王迅、陳中偉、楊雄里、楊福家、湯釗猷、顧玉東、李大潛、陳灝珠、沈自尹、聞玉梅、王威琪、陸谷孫、章培恒等一大批知名專家，成為復旦當代學術精神的代表。于右任、邵力子、陳寅恪、竺可楨、張志讓、李嵐清等眾多復旦杰出學子，為國家的建設事業(y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也許，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在復旦29個直屬院系中的地位并不是十分突出，但它是中國設有電光源和照明工程系的唯一高校，承載著國家電光源科技進步的領軍任務，為中國電光源事業(yè)發(fā)展所貢獻出來的力量，卻是巨大的。蔡祖泉被尊為創(chuàng)始人，而他的弟子們亦是中國電光源事業(yè)從起步到發(fā)展到飛躍過程中的見證者、實踐者和有力推動者。陳大華，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艱難起步的年代
盡管在1923年上海亞明燈泡廠制造的國產白熾燈已經在中國出現，但是，能擁有一只白熾燈，卻非易事——對于80年代后出生的年輕人來說，這段艱難的歷史似乎有點不可思議——買一只白熾燈還需要“證明”。
“60年代，我們國家的光源電器起步異常困難。當時我們買白熾燈，要求出示已損壞的玻璃和燈頭，才允許你買一只。為什么呢?因為我們中國當時的人均燈泡數量是30-40人/只，燈泡供應不足。這就是60年前后中國光源電器領域的現狀。”人們用“艱難的起步期”來形容那個年代的狀況。
1943年出生的陳大華，祖籍浙江寧波。他生長在普通工人家庭。父親是位郵局工人，母親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婦女，家里兄弟姐妹9個，他排行最小，小時候就隨父母來到上海。父母的恩典、善良、識理和愛國，以及對子女的諄諄教導，讓他們從小就樹立起正確的人生觀。
陳大華的四個姐姐都是在1949年前參加革命，之后在不同的崗位上擔任領導工作，對弟妹們的培養(yǎng)關懷備至，身教勝于言教。之后，陳大華的其他幾位兄姐分別考進了清華大學、上海財經大學、北京航空學院，而陳大華進入復旦大學學習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960年2月，陳大華在上海復興中學讀高三。
“陳大華，你出來一下?！?/span>
有一天，正在上歷史課的他，突然被班主任徐絢貞老師從教室里叫出來。“你明天不要來上學了?！崩蠋熼_頭就說到。
陳大華一下子給這句話蒙了?！半y道我做錯什么事了?”從小學到中學，他在班上一直都算是學習成績好、聽話的學生，怎么今天突然被班主任通知不要來上學了?
“你今天趕緊收拾一下，明天就去復旦大學報到。”班主任接著說。
此時，他似乎有點忐忑不安：“老師，歷史課還沒上完，下個星期還要測驗考試呢?！?/span>
“課你就不要再上了，趕緊收拾，明天就去復旦?！卑嘀魅沃貜土诉@句話。
“那我還能回來嗎?”他追問。
“不用回來了。你到那里要好好聽那里的老師的話?！?/span>
就這樣，上海市200多名中學生從重點中學被抽調到了復旦大學，一部分被安排到物理系，一部分進了數學系。因為在60年代前后，國家將發(fā)展高科技、電子學、航空事業(yè)等列為當年社會的歷史需求，要求加快人才培養(yǎng)。這些人當中，之后絕大多數已經成為院士、博導、教授、高工，甚至神州六號飛船總指揮，為祖國科技事業(yè)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63年，陳大華就讀大四時，開始進入由蔡祖泉領導的電光源實驗室參加實驗工作。1965年2月，正式從物理系電子物理專業(yè)畢業(yè)，并留校開始他的電光源事業(yè)生涯。
上世紀60年代初，盡管普通白熾燈能點亮普通家庭，但是我們中國在經濟建設初期，搞很多的科學研究需要購買儀器，一套儀器的采購價要30—40萬美金，但是備用光源有限。如果光源壞了，怎么辦?中國還沒有這些特殊需求的先進光源。
我們就向設備提供商希望購買1-2個備用光源，但是外商苛刻地提出：需要再買一臺儀器，才配送光源。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蔡祖泉教授就認為，我們中國要有自己研發(fā)和制造的儀器光源，才不會受制于人。
蔡祖泉老師以前曾從事電真空研究，參與發(fā)明研制出X光管等工作，具備一定的基礎。60年代，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室就在這種艱難的狀況下，由蔡祖泉教授帶領開始起步。這也是中國電光源事業(yè)邁出了自主創(chuàng)造和研究的第一步。它也是對中國人骨氣和智慧的考驗。
事實證明，這是正確和艱難的一步，更是十分有意義的新征程。
吹響進軍新光源號角
第一個研究的光源產品是高壓汞燈。
搞高壓汞燈研發(fā)遇上了一個難題，玻璃與金屬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鉬片，但那時國內無法生產出來。蔡祖泉老師就將厚厚的鉬片放在鐵砧上敲，像打鐵一樣，就是用這種最土的辦法，把厚厚的鉬片一層一層地敲薄。
大家敲了無數張鉬片后，終于獲得了達到標準的鉬片，解決了金屬和石英玻璃的真空密封問題。 當時國家條件差，糧食也比較緊缺，為了在短時間內完成原材料的研發(fā)，蔡祖泉老師每天從家里煮好稀飯帶到實驗室，通宵達旦地工作。盡管條件非常艱苦，一批年輕人在實驗室里工作，基本上沒有白天和晚上、寒假和暑假。每天晚上加班，睡覺就在實驗室的平臺上睡。
但是，正是因為有這種奮斗和拼搏的精神，經過兩年多的研究，最后第一只高壓汞燈研制終于成功，為我國以后發(fā)展高強度氣體放電系列新光源吹響了進軍的號角。 這一消息當時在復旦大學校內引起很大的反響。1965年，復旦大學開全校黨員大會，把高壓汞燈掛在全校大禮堂最顯眼的位置。后來，學校做了一個決定：成立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室，并且連續(xù)三年每年的元宵節(jié)舉辦一次燈會，展示我們的研究成果。
連續(xù)三年的燈會，讓人們了解了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的動態(tài)。而高壓汞燈的成功研制，為我國近代光源的發(fā)展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
1965年，在上海人民廣場上出現了一只燈，它把廣場照亮得像是白天，許多人聚集在人民廣場觀看這一新生事物。人們不知道它的專業(yè)名稱，就取名為“小太陽”——它就像一個人造太陽一樣懸掛在上海的高空中。
這只燈，國家教育部希望送到北京去展出。為了保證送到北京的燈能有保障，全實驗室的師生夜以繼日地實驗。由于點燈實驗的整個過程中，在壽命期間內盡可能不熄滅，因此必須24小時輪流換班堅守崗位。
按照規(guī)定，晚上做實驗是可以加餐的，二兩飯、一些青菜、一些肉。這對于仍處于解決溫飽問題時期的國人來說，這樣的“待遇”已經是令人很高興了，這是很大的享受。
晚上用餐時，實驗室是必須留人的。這其中，我們也出過值得回憶的有趣事情：
我們幾個人留在實驗室，其他人出去加餐了。年輕人都愛睡覺，再加上連續(xù)幾天的加班加點，大家都太疲倦了，所以就在實驗室里睡著了。等其他的工作人員回來敲門，發(fā)現沒人應。他們連續(xù)敲門，還是沒人反應。這時，他們就緊張了，里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但是透過窗戶可以看到里面的燈還亮著，于是，他們就翻墻進來，發(fā)現里面的人全部睡著了，結果這幾位睡覺的人被挨批評了。
連續(xù)一段時間的亮燈實驗，證明了這個“小太陽”完全可以送到北京去展出。但是由于燈太長，就坐在卡車上，把燈扛在肩上，先送到火車站，再坐一天一夜的火車送到北京。整個過程，他們一路護航。
后來，人們才知道這只“小太陽”的專業(yè)名詞叫“長弧氙燈”，5米長，直徑較粗，功率達到20萬瓦，超過當時國際上10萬瓦的最大功率值。20萬瓦的功率產生的熱量是極大的，只要小蟲一碰到這只燈是必死無疑，在做實驗時，長弧氙燈周圍堆積起了幾公分厚的小蟲殘骸。
新光源發(fā)展時期
1966年初，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三國等東南亞國家訪問期間，當時中國的新聞記者用的還是那種老式放炮式的新聞燈，像排球那么大，攜帶起來很不方便，而且還引起了爆炸事故。在緬甸，劉少奇主席看到緬甸的新聞記者用的是國外新研究出的碘鎢燈，同樣發(fā)光很強，卻只有鉛筆那么大小。 劉少奇將這一發(fā)現記在了心里。回國后，他立即馬上召集中國的相關科研人員，問中國人能不能自己研發(fā)?復旦大學作為光源科研機構，被委任作為研究單位之一。結果，在蔡祖泉的帶領下，花了不到半年的時間就研制成功，提供給我國新聞和攝影單位使用。
60年代后期，復旦大學對電光源的研究繼續(xù)開展。最明顯的現象是，以前看電影，電影屏幕經常會發(fā)生熄掉中斷現象，放映員又要重新點上光源才能繼續(xù)放映，一部電影會發(fā)生中斷事故，而且電影畫面效果很昏暗。更重要的是，這種舊光源一點亮時，其電弧容易散發(fā)出一種有毒的氣體，造成人體傷害和環(huán)境污染。
為了滿足電影放映需求，復旦大學電光源所開始研制電影新光源。我們一般是在晚上10點之后到電影院，等電影放完后才能試驗新光源。日復一日。經過很長時間的反復實驗，在70年代中期，電影和舞臺新光源被研發(fā)出來，而且經過不斷的改良，技術也日漸提高，先后研制出水冷短弧氙燈和風冷短弧氙燈兩種新光源。
短弧氙燈剛開始研發(fā)出來時，放映效果很好，上海的影院都想用這種新光源。但是有些人抱怨價格太貴，碳晶棒只要幾塊錢，而氙燈要幾百塊錢。
但是，事實能證明一切。為了推廣，當時大家把在電影界有影響力的人物晚上請到電影院觀看試映效果，用兩種不同的光源，放映相同的電影內容，對比結果很快就出來了：炭棒放出來的電影效果就像黃昏，短弧氙燈的效果就像晨光明媚的陽光，新光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
但是，這還沒有完全消除影院的顧慮，這其中涉及到光源產品的性價比問題。他們還在考慮：值不值得去用短弧氙燈?
于是，當時又采取了一種辦法，并給影院領導算了一筆帳：
你原本用炭棒的成本每對只要1.5元/只，壽命為一個小時。而短弧氙燈單價是1000元/只，現在免費送給你用。你每放一個小時就給1元錢，等短弧氙燈用了1000小時，收回了1000塊錢的預計成本，這只氙燈都送給你了，不要你的錢了。這種辦法就好比現在社會上積極推廣的“能源管理合同模式”——產生多贏局面。
當然，這種辦法必然就對短弧氙燈的質量提出很高的要求，壽命一定要長，不然連單支成本都收不回來。如果短弧氙燈的使用壽命只有10個小時，電影院卻要支付1000元的費用，那肯定是不合算了。
最終使用結果是：短弧氙燈的平均壽命超過1000小時，有的甚至超過2000小時。這種辦法不僅使電影院的放映效果得到徹底的改善，而且使短弧氙燈新光源得到了大面積的推廣和應用。
現在國內還有哪家影院還在用碳晶棒?全國家家電影院都是用短弧氙燈新光源放電影。因此，這種燈得到輕工部頒發(fā)的光源金質獎。時至今日，當我們坐在寬敞豪華的電影院里觀看大片時，有不少人還不知道這種視覺效果背后的這一段刻骨銘心的歷程。
之后，這種新光源不僅得到影院認可，還大量出口。這一典型的例子也足以證明中國自己研發(fā)和制造的光源產品被世界所接納和認可。
由此，我們中國的光源產業(yè)也由一個艱難起步期走向了一個逐步發(fā)展的階段。
百花齊放的春天
如果要把中國電光源與照明產業(yè)的發(fā)展做一個階段性劃分的話，60年代前，是貧瘠期;60—70年代，是艱難起步期;80年代是發(fā)展期;90年代是高速成長期。80年代步入發(fā)展階段，是因為借助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東風。
1978年，國家正式任命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室為國家級研究所。當時，復旦大學內被國家任命的四個國家級實驗研究所只有四個：一個是蘇步青的數學研究所;一個是談家楨的遺傳研究所;一個是謝希德的物理研究所;第四個就是蔡祖泉的電光源研究所。
比較客觀地說，全國新光源的第一個樣品幾乎都出在復旦，無論是高壓汞燈、碘鎢燈、長弧氙燈、短弧氙燈，還是后來的高壓鈉燈、金屬鹵化物燈、緊湊型熒光燈、微波硫燈等，都是如此。
這一級別的定性，不僅是對復旦大學為新中國電光源事業(yè)所做出的貢獻的高度肯定，更是對其未來的歷史使命寄予了厚望。鄧小平當年參觀高?？萍汲晒庠搓惲衅窌r，就給予了高度認可。
但是，蔡祖泉和他的弟子們認為，一朵花開不是春天，要百花齊放。一個偌大的中國，若只靠一個電光源研究室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于是，為了在全國推廣及普及電光源技術與產品，1984年，復旦大學電光源研究所創(chuàng)辦了光源與照明工程系，并開設培訓班，大量宣傳和推廣光源技術和理論，把基層光源科技人員請到復旦來，手把手地把技術告訴他們，把測試的數據、報告、技術等內容一一傳授給他們。若遇到問題，復旦負責任且毫無保留地教會基層人員。
這樣做的最大社會價值就是使中國電光源水平得到迅速全面的提高，收獲了一個百花齊放的春天。在系所創(chuàng)辦時，陳大華剛從德國進修歸來，承接了學校任命的副系主任兼副所長工作。
堅決回國，回到復旦
改革開放后，中國與世界的大門逐漸互相敞開。1982到1984年，陳大華第一次被公派到德國Kiel(基爾)大學實驗物理技術研究所進修，學習國外更先進的科研技術。在德國，陳大華得到了德國導師柯西教授的指導和悉心幫助。
到了1984年，進修期滿時，德國導師想把陳大華留在德國，但最后還是被他謝絕了，踏上了回國的飛機。而1984年，正是復旦大學照明與工程系成立之年。初創(chuàng)的科系需要大批師資力量，陳大華心懷復旦和中國，回到了他的教學崗位上。
1989年到1990年，陳大華又被派到美國科技和標準研究院(NTST)工作。在合同期滿后，在NTST人力資源部領導的辦公桌上，擺放著一張綠卡和一份已經擬好的邀請函，希望陳大華能留在美國。
而此時，陳大華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內心的選擇。最后，他對NIST辦公室負責人說：
“感謝你們提供的經費和參與你們的研究工作，你們是我的‘小老板’。而我的‘大老板’是‘復旦’，我的事業(yè)在中國，沒有我的國家和人民，沒有復旦大學，我是不可能到這里來的，所以我得問過我的大老板再做決定?！?/span>
他巧妙而又委婉地謝絕了NIST的挽留。
自從美國回國后的1999年到2004年期間，陳大華擔任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主任和電光源研究所所長。他與全體師生們一起為我國電光源事業(yè)的振興和人才培養(yǎng)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并使系所工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體現陳大華心中時刻裝著祖國還有另外一件不為大多數所知的事情：1992年8月，他應邀出席在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的第六屆國際電光源科技研討會，這是國際電光源科技領域最高層級的學術會議，也是每三年舉行一次的全球電光源科技精英相聚切磋交流的盛會，宗旨是為全世界從事電光源研制和發(fā)展的科研人員對共同關注的基礎理論和應用技術提供一個相互討論和交流的論壇，并通過會議展示國際電光源的最新發(fā)展和成就。陳大華為能出席這次會議感到幸運。
但是，此時此刻，陳大華身在布達佩斯，心里想著的卻是祖國。他心想：如果能讓沒有機會參加國際電光源科技研討會的國內同仁也能分享會議的成果，對我國電光源科技的發(fā)展該是一件多有意義的事情。
在此前，第四屆會議的資料，由于經費和其他條件的制約，只印了少量的油印本，未能得到廣泛交流和傳播，十分遺憾。于是，在團隊蔡祖泉、副團長甘子光兩位教授的倡議下，陳大華挑起了這副重擔。
回國后，他立即投入到翻譯文集的策劃和組織工作中，從翻譯、校對、出版、發(fā)行到籌集資金全力以赴。他善于團結同仁、群策群力，發(fā)揮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把國內電光源界眾多專家、學者、工程師、研究生和學生都組織到這個龐大、紛繁、浩瀚的學術論文翻譯工作中來。
經過集體的努力，終于以短短3個月的時間，在他的主持下，出版了我國第一部《第6屆國際電光源科技研討會》譯文集。隨后幾年，他還相繼主持了第7屆、第9屆國際電光源科技研討會譯文集的編撰工作，為中國從事電光源科研人員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材料。
桃李滿天下
歲月如梭，時光流逝，他在杏壇執(zhí)教已45年，把畢生的心血都傾注在他所執(zhí)著追求的光明事業(yè)中，把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碩士、博士研究生送上了國內外電光源科研、生產第一線，眼看著學生們的進步、成長，就像一棵棵播種的科技種子，根植在電光源科技領域的土壤上，將給電光源事業(yè)的繁榮帶來絢麗的春天。他感到無限欣慰，內心充滿了喜悅。
他無悔于自己對教育事業(yè)的忠誠，也無悔于對光明事業(yè)的選擇，他一直自豪地認為，能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人類播種光明、為促進人類文明的事業(yè)，是他最大的幸福?？粗慌鷮W子，從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畢業(yè)之后，走上國內外大公司，科研和教育單位的崗位，并不斷帶來優(yōu)秀成績，這是他最大的自豪。
他所帶的一位博士生，正式畢業(yè)前到美國GE中國總部應聘。等這位學生剛從GE公司大門走出來后，GE中國區(qū)負責人就立即打電話給陳大華：“陳教授，您的這位學生，我們公司要定了。剛才沒直接告訴他，是要等美國總部簽字批準，務請理解。”還有他的一位博士生到德國西門子應聘研發(fā)部門負責人一職位。雙方交談后，西門子公司立即表態(tài)說，非常歡迎這樣的年輕優(yōu)秀人才加盟。這僅僅是兩個小案例，但是足以體現復旦大學光源與照明工程系對人才培養(yǎng)的價值。從創(chuàng)辦科系到現在，大部分學生都在重要崗位上發(fā)揮出他們的價值。
這是陳大華等老師們的驕傲。但他卻有另一番憂慮：
中國的電光源事業(yè)才剛剛起步，需要大量高素質的人才。如果這些人才全部流到國際大公司里，中國本土企業(yè)的人才從何而尋?所以，每到學生畢業(yè)時，他都積極地鼓勵學生加入中國照明企業(yè)當中去，為中國電光源貢獻力量和智慧，這是中國企業(yè)之所需，也是中國照明產業(yè)之期盼。
現在國家在電光源技術人才方面還是缺乏，我們的責任還重大，應該摸索新的教學方法，不能沿著老路，要不斷創(chuàng)新。當前形勢正處于一個不進則退的環(huán)境中，需要我們繼續(xù)努力和不斷提高。 2008年，由陳大華主編的《光源與照明英漢詞典》正式出版，這是中國照明與光源行業(yè)第一本英漢詞典。該詞典一共收錄了4萬余詞條共90萬字，全書656頁，耗時三年。
為什么大家要編輯出版這本詞典?
——光源與照明是一個涉及多門學科的領域，它與國民經濟緊密相關。尤其是在當今節(jié)能環(huán)保和減排降耗的歷史潮流下，綠色照明就更顯示出其重要性。隨著我國光源與照明的長足進步和走向世界，國際交流頻繁，人們在科技交流和商貿合作中對這一領域的中英文確切翻譯也提出了迫切要求，這就是我們嘗試編寫這本詞典的初衷。
至暮年時，他也依然壯心不已，筆耕不輟。他可謂中國電光源界的“高產作家”，由他編著、翻譯的專業(yè)科學著作約20余本，總字數約800萬字，均在國內外電光源領域引起了較大的影響。 他經常說自己很幸運。如果說自己這一生還有一點成就的話，應歸功于導師的教誨、同仁的幫助、親屬的支持，也應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我們還可以發(fā)揮出的一點光和熱，還能發(fā)揮出一點作用。但是我認識到，到一定的時候，我們必須讓路給年輕人，隨時準備接受退休。人要尊重自然規(guī)律，人要知老但不畏老。要客觀承認自老，必須為年輕人讓出位置，要作為年輕人的階梯，做他們的鋪路石，讓年輕人踩著我們的肩膀站得更高。社會能進步，能發(fā)展，肯定是年輕人勝過我們。假如不是這樣，國家就不會有希望，未來就不能更美好。”
總結已經走過的路，他感到有四條選擇，體現了老天是很恩惠的：
“一是我選擇了好的學校，選擇了復旦;二是我選擇了好的老師，蔡祖泉老師教育和培養(yǎng)我們，我們是他一輩子的學生，我22歲跟著老師，老師一生對學生的教誨是我們的榮幸;三是我選擇了教師這個職業(yè)，一直以來，學生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陪我們看病、關心和愛護。能看著他們走向理想的職業(yè)崗位，并在崗位上做出貢獻，值得我們驕傲;四是選擇了光源行業(yè)，這是一個有生命力的行業(yè)，朝陽產業(yè)、光明的事業(y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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